咨询专家:对话Hill & Associates公司新加坡地区经理马克·纳托尔(第2部分)


Mark Nuttall那么为执行外交政策议程而实施的制裁呢?例如,美国的制裁如何影响亚太区域的国家?

制裁在制造行政威胁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往往期望制裁能起到远程导弹的效果,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它起到的是地毯式轰炸的效果,除了真正的目标外,它往往会对其他一切产生不利影响。

在亚洲,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一个拥有那么多的友好邻邦、矿产资源、自然资源、环境财富、海底财富等等的西方大国的制裁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东方国家吗?这种影响达不到它预期的效果。

亚太地区是一个大家庭。如果你在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筑起一道围墙,东方国家会不会受到影响?不,绝对不会。各国和各司法管辖区都按照自身战略和规则工作——除非他们真的需要参与其中,否则他们不会太关注国际社会发生的事情,而大多数亚太国家也不需要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可利用的市场在规模和人口方面都很庞大。

新冠疫情对监管环境有什么影响?

当前主要的变化是,一些国家的封锁政策导致部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之间的现实人际交往次数和商品运输规模出现下降。从基础层面来讲,这使得监管机构更容易发现人们是否参与线下活动,比如将钱装在包里移动或隐藏实物资产。

如果说,非法市场这边因为这次新冠疫情有了更多创新。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来混淆视听。在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层面,犯罪分子有巨大的财富使任何创新的想法成为可能。

例如,一些犯罪,如毒品交易,在新冠疫情期间利用了数字空间,并扩大了消费群体规模。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不法分子已经在利用加密货币和数字转移,而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种途径的使用量因为合法原因而激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更复杂的尽职调查来检测非法活动的原因。

监管机构在这方面只能做这么多,尤其是数字平台允许跨国活动即时进行,而且往往是以不受限制和部分匿名的方式进行。因此,各机构再次求助于数字灵丹妙药,在更成熟的环境下,他们可以部署链接分析、案例管理和机器学习,将之作为交易监控系统的综合补充。

金融机构如何才能更好地检测并管理风险?

这就是资源配置的问题。现在出现了很多“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但为了建立一个好的风险识别和方法论/类型化流程,以及理解输出和其中的危险信号,我们仍然需要人类的大量投入。

例如,当我们看到围绕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DB)的丑闻时,筛查系统报告了危险信号,但却遗漏了整体情况。1MDB洗钱的罪行最终被揭穿,揭穿罪行的《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网站的知名记者克莱尔·鲁卡斯尔·布朗(Clare Rewcastle-Brown),该名记者负责的是森林破坏和政治渎职板块。

在监管部门和政策部门内配备拥有专业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目前这一领域的人才资源严重不足,因为金融机构将之视为成本,而不是利润引擎。通过参与“企业风险管理”的审查和方法,并利用外包企业来审查如何节约合规方面的成本,以及如何能够识别真正的风险,可以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合规部门人手不足,或者由于预算分配的原因,没有足够的经验来调查复杂的案件,所以像1MDB丑闻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

公私伙伴关系(PPP)能否帮助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打击金融犯罪和环境犯罪?

我认为公私伙伴关系是未来的方向,但也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问题在于,相关机构之间(甚至内部)往往因为数据保护、自我保护或其他法律问题,甚至是因为担心对客户服务和客户关系的潜在影响,并不沟通。

双方的期望和担忧往往难以调和。在私营企业方面,企业担心数据隐私问题、担心触犯隐私法,或担心失去高净值人士。而公营企业方面,他们看重的是不计成本地获取对于他们调查至关重要的大量数据。

很多公私伙伴关系的工作都是为了确保各方都能获得相关数据。这种关系只有在适当级别的人员(包括从业人员、管理层、领导层,以及最重要的法律顾问和IT技术人员)在场,并本着最好的意图,进行公开、充分的讨论的情况下,才能奏效。

还有一个点就是要使用外部调解人(具有相关经验),确保讨论不偏不倚,并且,讨论过程中应有利益相关者在场。如果公私伙伴关系是作为一个适当资助项目(而不是作为一个举措)来赞助的,并采用美国项目管理协会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中的标准和方法,那么我希望我们会看到更大且令人满意的成果。